飞机落地时已是凌晨，从机场出来后，干冷的空气和地上的积雪，带给我熟悉的十二月的感觉。
宁夏的天跟香港不同，尤其是晚上。香港的夜里，天是亮的，中环的灯火通明照亮整个天空，就像眼前存在一层带颜色的雾，即使晴空万里，满天银星，你却仍觉得看不真切。那种颜色让你呼吸不畅，十分危险。
宁夏的夜晚却是厚重的，就像一个黑色的大棉被，又厚又重的那种大大大的棉被，裹住了你，也像蒙住眼睛泡在洗澡堂的池子里，能感觉到水压。你能感觉到这个夜空的重量。睁着眼睛就和闭着眼睛一样。
回来的路上，“咋样啊，在那边还能习惯吗，哈哈。”
“还行啊，就是饭不好吃。”
“哦。那我怎么看你老在上课啊，大中午还上课？是不课程特别忙？”
“嗯，那边课表就这样，中午十二点上课。”
“哎呀你可得好好学啊，我跟你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，谁有都不如自己有，你说是不？你这几个月花了多少钱啊？”
“三万吧。”
“啊那么多啊！你有对象了吗？哈哈，哎.......那你这学校......你当初还不如在内地上一个算了。”
“我哥呢？”
“哎，他可忙了，前一阵考研究生去了，重庆的一个大学，那个听说可好了哎呀，它那个建筑专业比清华的还好呢！”
“哦。”
第二天坐车回大武口，路边的农田上盖着一层积雪。那些鸟们无法在雪中觅食，成群结队地飞到公路上来啄食儿。往来的汽车呼啸着经过，惊起一片麻雀和喜鹊。偶尔有几只贪吃的、反应慢的，就被车碾过去了，或是狠狠滴撞到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。
九零五的那片老房子几年前被扒了重建，新的小区陆陆续续住进了人。以前我姥姥家那趟房还有一户人家死活不搬，于是一个现代化小区中央，高楼们围着这么一座老平房。
这片住的还是以前那些老人。住我姥姥家对门的那个姥姥管她叫徐子，这人爱好捡破烂，卖了换些零钱。她捡了一堆破纸壳子烂瓶子摆在她家窗户下面。今天可不凑巧，物业来清洁来了，想把那堆破烂扔了。
那帮人敲敲窗户问我姥姥:“这些东西还要吗？”
我姥姥眼睛不好，得用手扒开眼皮才能看见东西。“这些不是我的，是对门的啊。”
徐子正好不在家，物业的人敲半天门没人答应，就决定先把破烂收走。
姥姥一看忙给徐子打电话，一只手扒着眼皮一只手摁电话，边往窗外瞅。“徐子！这来了个文明的大车把窗户底下那些东西都收走了！你还不来看看！”
最后还是给收走了，姥姥一边但心地念叨这咋办啊，一边又哈哈地笑徐子捡破烂这个爱好。
晚上打算出去吃饭，姥姥硬是要她请客。
“你想吃点啥呀？姥姥请！”
舅舅不乐意了“你请啥你请！我们吃鲍鱼呢你请啊？”
“鲍鱼能多少钱啊，吃个饭就几百么我请。”
“一千！”
姥姥听了，慢吞吞地说“啊，咋还一千啊......那算了......”
最后舅舅请我们去矿务局吃了一顿。
矿务局这个馆子是个开了十五年的、看起来又破又旧又埋汰的老馆子，开在街边把头。虽然看起来不咋地，但是毕竟开了十五年，味道其实是绝佳的，价格也是公道的不能再公道。前几年我来这吃饭，两间门面房加上里头一套小平房每次都坐的满满的。小馆子里也不招凤凰，大家都像是刚从工地干完活出来的民工大哥，面对着一桌美味实惠的家常小菜，一点也不在乎什么形象，都是抡开膀子吃，边吃还边天南地北地海侃。开店的那个大叔大娘也热情好客，直跟我们嘻嘻哈哈唠嗑。店内充满了热闹的空气。
这次去不一样了，人少了，没人了。大叔大娘靠在桌子边上无所事事，看见我们来了认出了这是好几年前的老顾客，赶紧给我们找了个热乎的隔间。舅舅把菜单给我，我轻车熟路刷刷刷，点了辣爆鸡胗、溜肥肠、炒莲花菜、红烧鲫鱼、酸菜穿白肉、韭菜炒五花肉。店家给我们拎来了一个铁壶，一杯一杯挨个倒满。双手碰起来暖暖手，吹两下抿一口，还是这破馆子的破壶里泡的破铁观音最好喝。
宁煤的效益从几年前开始越来越差，大武口的洗煤厂也几乎停工，工人纷纷下岗，大环境越来越萧条。“听说去年一年大武口就走了十万人。”
“走哪去啦？”
“去银川，去外省，这人啊，是越来越少了。来我们这吃饭的人也少了，尤其今年冬天。唉，挺着吧！”
“嘿！”舅舅也摇头。
这溜肥肠是真好吃。我姐夫是头一次来，起初嫌这馆子旧，吃了两口肥肠之后，
“老板！”
“老板！”
“哎，咋啦？”
“再来份这个肥肠，三碗米饭!”
喊歌——苏阳
天上日头，把河水烧干
时间钢刀，不把谁躲闪
任凭你我，把喉咙喊破
松一松肩，发一声呼喊
张大哥，李大嫂，放下你的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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